特朗普总统权力越界扭曲美国社会经济秩序

再次当选总统以来港股投资信息门户，特朗普运用自己手中所独有的话语特权以及国家财政金融资源，在政治权力的角斗场上大展拳脚功夫，不仅施政理念鲜明地对抗着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则，而且行为方式任性撞击着“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同时行政权力肆意朝着传统法律规制以外的更大范围蔓延与渗透，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固有秩序正在因此发生着罕见的脱轨与撕裂。

挑战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面临稀释

与首次出任总统期间在处理与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政策分歧有所克制完全不同，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便完全撕下了遮掩的面具。因为不满美联储在宽松货币政策上过于保守的态度，特朗普不仅对鲍威尔展开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谴责、嘲讽与贬损，甚至不止一次地发出要解雇鲍威尔的威胁口令。

再看货币政策的决定权问题。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集体入股所成，《联邦储备法》最初将美联储设定为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就是为了保证美联储在进行货币政策讨论与决策时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的七人票委成员任期长达14年，远超总统的4年任期，且任期交错，由此隔离总统任期内干预理事会决策的风险，同时充分展示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与鲍威尔过招以及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上，特朗普并没有明显占上风，但特朗普并没有就此完全认输。2026年没过几天，特朗普又就美联储对华盛顿总部大楼的翻修工程策动起了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而此前，鉴于美联储执行理事丽莎·库克存在虚报从而重复获得优惠贷款条件的嫌疑，特朗普还直接推动了联邦住房金融署对库克的刑事指控，只是法院在调查后发现，库克的两处房产购买行为均发生于其进入美联储之前，依此判决特朗普的罢免行为既存在不当，也缺乏法律依据支持，库克也得以险守职位。

与库克交手之际，美联储执行理事库格勒提前半年自动申请离职，特朗普迅疾提名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填补了职位空缺，加上自己钦点的美联储现有两位执行理事沃勒与鲍曼，特朗普于是可以操控的FOMC中票委成员人数达到了三人，再加上日前又选定了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新主席，对FOMC票委成员的操控便增至了绝对多数的四人。

公开资料显示，沃什不仅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更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坚定拥趸者，他掌舵美联储，FOMC的决策行为与结果很难不受到总统意志的影响，特朗普进一步改造美联储核心权力架构于是更加胸有成竹，到时美联储独立性根基很可能被撼动，同时现代货币政策体系的格局与走向也会发生改变。

还值得注意的是，任期为5年的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即将从2026年2月起拉开重新选任的大幕。按照规定，12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集体进入美联储理事会，同时从中选出5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出任FOMC的成员，虽然新任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须由地区联储董事会投票产生，但更需得到美联储理事会批准，尤其是FOMC中七人票委的投票认可。因此，在已经控制了美联储核心权力区域的前提下，特朗普自然不会放过可以挑选地区联储储备银行新掌门的大好时机。

与法院展开博弈，立法权边界遭遇挤压

美国国会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第1701条的规定，如果总统宣布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的异常且重大威胁”，总统可据此采取措施应对，同时第1702条进一步明确，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总统可“规范……任何外国或其国民拥有利益的财产的进口或出口”，据此，特朗普上任后做出了对美国所有贸易国开征“对等关税”的决定。

全面“对等关税”迅速为美国创造了巨额的贸易收益，但同时大幅抬高了美国进口商的成本。两家企业在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的同时，另有12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共同在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起诉，指控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违反宪法授权原则”。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地方法院先后于2025年5月和8月作出判决，认定特朗普无权援引IEEPA征收“对等关税”，并裁定征税行为违法。随后，特朗普政府派出由最高检察官、司法部官员、著名律师组成的抗诉团队，在最高法院正式拉开了“宪政博弈”的大幕。

在最高法院就关税合法性展开的辩论环节，原告方强调，IEEPA在传统上仅用于制裁和资产冻结，根本未涉及“关税”或“税收”概念，且此前美国政府亦未能举出任何其他法律实例，表明国会曾以“规范”或“规范进口”等措辞授予行政部门征税权力，对此，美国司法部认为，IEEPA的条文清楚授权总统“规范进口”，而关税历来就是规范进口的传统工具；总检察长索尔则指出，IEEPA虽并未明确提及征收“关税”，但允许总统为应对危机而“规范进口”。同时，特朗普的辩护律师辩解称，IEEPA虽并未明确国会授权总统征收关税，但特朗普政府所征关税只是监管性关税，不是创收性关税，因此属于总统权力范围。

负责终审裁定的最高法院法官阵营针对“对等关税”也出现了明显分歧，其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指出，征税工具是国会的“核心权力”，如果让总统的外交权力压倒国会这一基本权力，结果就是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互抵消。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巴雷特和戈萨奇也对政府的“对等关税”提出强烈质疑。在巴雷特看来，既然“对等关税”是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规范”进口的行为，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对美国构成了紧急威胁而需要被征收关税？同样，自由派大法官卡根更是尖锐指出，若关税是紧急状态的产物，那为什么总统反复宣布紧急状态，又为什么美国一直处于紧急状态？

特朗普无疑感受到了来自反对方的不小压力，于是发出道德捆绑式警告，辉煌优配，辉煌优配配资，香港辉煌优配公司表示如果最高法院迫使他放弃相关关税政策，美国可能会沦为“第三世界水平”，甚至美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提出警告，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关税非法，美国可能需要退还至少7500亿美元，并将不得不补偿进口企业的数十亿美元损失。按照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预测，撤销IEEPA相关关税后，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将降低10个百分点至6%，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会比选举前走低0.7个百分点；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最高法院对关税作出否决性裁定，势必动摇《大而美法案》的基础，该法案严重依赖关税收入而非可持续的税收来源，且为特朗普标志性经济政策，后续美国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与改善国内财政赤字的难度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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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最有可能做出一种有限裁决：总体上维持总统权力，但同时要求总统在宣布国际紧急状态时限定范围和期限，并建立明确定义和结束标准，同时给受损的美国进口商予以补偿。这样，关税照收不误，总统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边际上收紧，法院既不失威信，特朗普也没有太伤颜面。

显然，有限裁决是一种妥协性的司法结果，它只能表明在越来越强势的行政权面前，司法权的无奈隐忍与退让；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关税应诉虽然是一个被动性行为，但此前的征收关税行为却是主动性安排，而且也的确明里暗里突破了IEEPA中的“异常且重大威胁”以及“规范进口”等条款边界，实际也可以看成是总统权力对国会权力进行挑战的一种试探，最终结果就很可能如大法官戈萨奇所言:“行政权力的扩张如同‘单向棘轮’，一旦转动，便难以回转。”

介入大学校园，美国软实力走向弱化

特朗普重返白宫伊始，便推出“学术问责计划”，要求高校开设“美国传统价值观”课程、接受政府指定的科研方向审查、公开所有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来源，几个月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理由是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并从更高的学费中获益，是一种不应该继续享有的特权；紧接着，哈佛大学等多所美国高校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后发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进一步惹怒了特朗普。作为回应，除了要求根除“反犹主义”以及废除高校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多元化举措外，特朗普政府还致函哈佛大学，敦促学校改革和重组，包括停止一切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等因素的优待，改革国际学生的招生流程，关闭所有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相关的项目。

针对特朗普的“长臂管辖”，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公开发文谴责特朗普超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同时明确拒绝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其管理结构、招聘及招生政策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并很快赢得了60位现任和前任大学校长的声援。作为强势回击，特朗普迅疾冻结了哈佛大学的大笔联邦经费拨款，且明确告知哈佛，若继续“抗命”，后续的联邦经费或同样“有危险”，且特朗普还威胁将取消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当然，除哈佛大学外，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均遭到了联邦政府的实际财务制裁以及风险警告。

突遭财政停止“供血”，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不得不出售旗下捐赠基金所持有的私募股权基金股份，以维持必需的支出，尽管如此，也未能引来特朗普政府的让步。作为最新政策姿态，白宫向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在内的9所顶尖高校发去《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协议中包含了国际学生比例不得超过15%、单一国家学生占比不得超过5%，以及放弃招生中性别和种族考量等苛刻性附加条件，九所名校之后集体表态拒绝签署协议。

一方面少不了公共财政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需接受政策价值观的要挟，美国大学校长们进入了最为艰难的管理时刻。这场冲突的核心是学术自治与国家权力、言论自由与政治极化的对抗，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民主党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在校园推行所有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民粹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将学术界的“进步主义议程”如批判种族理论、包容性项目等看成是脱离现实的精英说教，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必须要通过重塑大学的价值观，来实现对学术权力格局的重构。

不得不说的是，哈佛大学等美国常青藤盟校历来是自由思想和学术创新的重要阵地，作为当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推动批判性思维、科学实证与多元价值观的发展繁荣，而且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创新产业的基石，其中“高校基础科学研究—初创企业项目—大规模商业化”的三步走模式成为美国发展尖端技术的典型路径，当大学在强权压制下走向沉闷与窒息，由丰富知识生产体系所滋养的美国软实力也很有可能发生蜕变与解构。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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